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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伊     时间:201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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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学校重要还是专业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两全的话,我觉得一个好专业比一个好学校更重要。许多人眼中的好专业,指的是一个学校的强项学科。比如,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品科学和工程,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等等。这种学科能够为学生提供好的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学生较容易获得出色的学术能力和发展前景,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强项学科是“冷门”怎么办呢?就像西北大学的考古学,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学。因为我读的专业是热门,所以以下观点只能是“理论”上的建议,仅供参考:只要有兴趣或特长在,仍然值得一读。这里的兴趣不包括因不了解或望文生义而产生的好奇心。理由很简单,你能够体验求知、进步的乐趣,获得施展特长、增强自信的成就感,所以会有一段充实美好的大学生活。对于让许多人退缩的理由——发展前景的问题,我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找不到工作的下场完全归罪于专业太“冷”显然不是一个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更何况,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并不仅仅靠专业素养,还需要其他多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和专业背景关系并不大。  对于好专业,我自己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录取分数比较高的专业。这种说法实际又模糊,和前一种说法有重叠,但我认为它有一定道理,是我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录取分数高,意味着被录取的学生质量相对更优秀,这将在大学中制造一种“强手如林”的成长环境,对每个成员都是有利的。我所在的农大经管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是一个例子。当初进校时,国经专业在我们省(陕西省)的录取分数线仅低于生物类,因此我的同学个个都“身手不凡”。于是,我们专业不管是个人成绩还是总成绩在我们学院都享有盛誉,且在课堂上常被老师赞“国经的都很不错”,使得我们专业其他各方面也大都相当优秀。这种“优秀”的氛围无形中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更大的进步,不论是学习习惯、生活态度,还是个人自信心方面。  这里仍然有让许多人退缩的矛盾。比如,录取分数高,就意味着“热门”,但“热门”并不意味着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科强。我认为,“热门”就保证了它的发展前景,而优秀的同学、优秀的班级将带来良好的发展环境,学术上的欠缺也许可以被这种环境的优良弥补一些。我所在专业仍然是个很恰当的例子——经济学在农大显然不是个强项学科。当然,这里有个假设论断:录取线高,生源质量就会好。

根据《2011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英语考试大纲解析》援引自考研英语大纲的内容,2011年考研英语大纲与2010年相比,除了对词汇的掌握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并没有本质变化,这说明,在考察学生的能力上没有变化,学生需要按部就班根据考纲来复习。考试大纲编得很简单,前面是一个大纲,后面是样题。同学真正要做的就是对历年真题进行分析,并且做大量练习来提高应对各种题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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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家银,一位乡村小学校长,以自己对教研的一腔热爱,使所在学校的教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令人刮目相看。虽然有些教研成果看起来只是一些“雕虫小技”,但在许多地方中小学教研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却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说起教研,在不少教师眼里似乎都带着些许“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在他们看来,教研只是少数具有教研“天赋”的教师的专利,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教书匠。在这种广有市场的教研观念支配下,不少学校教研活动也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落实在口头上。特别是在一些乡村小学,由于办学条件、师资力量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落后,更使得教研活动名存实亡。然而就在这种教研大有“沦落”之势的情形下,严家银,安徽舒城南港镇龙潭小学校长,却以自己对教研的一腔热爱,居然使所在学校教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令人刮目相看。不仅他本人多次获得教育主管部门的表彰,而且他的“兵”——教师和学生,也取得了骄人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教研成果看起来只是一些“雕虫小技”,但是全校师生对教研的浓郁兴趣与学习氛围,在许多地方小学教研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却显得十分难能可贵。在推进课程改革的广阔背景下,严校长和他的老师们这种以真切的行动,促进教学改革的热情和实践,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资料是教研的命根子!”  了解严校长的人都知道他的“出身”非常寒微,一个“文化大革命”鼎盛年代的初中毕业生,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都交给了“抓革命,促生产”了,所能学到知识少得可怜。恢复高考制度后,他萌发了要参加高考的愿望。虽然后来名落孙山,但因为他的好学形象而被大队推荐为民办教师。当上教师后,他开始自学中师课程。五年后他顺利考取了县师范学校教师进修班。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公办教师。按说一个已届不惑之年的人,有了一个铁饭碗,也应该知足了。教学上只要能够过得去也就行了。然而他好学的秉性却愈加炽热。那时他教的是语文,他自费订阅了《中国少年报》、《小学语文报》和《小学生学习报》、《少年博览》等报刊。在他看来,教研首先要尽可能地占有资料。也许正是他的钻研精神,1996年他被任命为所在村的小学校长。当上校长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木匠打了一个报纸架子,放到教师办公室里(校长和老师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并将自己订阅的几份报纸放到架子上,让老师们阅读。同时在有限的办公经费里,每年再挤出一点经费,订阅了一份《中国教育报》。这在当时的情境下,确实是一项“壮举”。在写作本文前,笔者曾到过他们学校一趟,在他们那个虽然十分简陋却很整洁的图书室里,我看到了一大摞收叠得整整齐齐泛着些许微黄的报纸和杂志,使人感受到一种爱书的细节真诚。有人问他:“你留这些旧报纸干嘛?”他说:“留做资料。”教师们都知道严校长的一句口头禅:“资料是教研的命根子。”在他们的图书室里,甚至收集了二十多年前的小学语文课本。由于严校长特别注意资料的收集,致使他们的小小图书室显得很丰富,像一个微型“百货店”,为老师们备课查阅有关信息、撰写教案和教学文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评析】去过不少小学,特别注意留心他们的图书“建设”。遗憾的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除了成堆的“基础训练册”、“达标”、“考王”等名目繁多学生“劳作”的资料外,很少看到一两张有关教育教学的报纸和杂志。除了偶尔看到几份“横”放的几乎无人问津的休闲性报刊外,教师们的办公桌上,差不多让人看不出任何带有教研气息的资料。不止一次问过一些小学校长:“你们学校有图书室吗?”校长总是十分肯定地说:“有啊!”可是当我提出想去看看时,校长们却几乎一致地面带难色。有幸去过一些小学的图书室,那里的环境不仅简陋不堪,而且灰尘密布,少得可怜的图书堆放在简易的书架上。在这样的资料“生态”下,教师只能依靠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学参考书,上课就成了纯粹的教教科书和布置学生做各种名目练习题的简单行为,其他时间很少有主动翻看、查阅相关教学研究资料的习惯。这种狭窄的教学视野和逼仄的信息视界,又怎能催生出有质量的教研行为?而严校长把资料的“建设”当作教研的“命根子”,把学校的图书室打理得井井有条,成了教师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尽管它的“产出”效能还没有达到人们想象的理想地步,但是这种重视资料建设的态度和倾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使我不得不感慨有些学校一到放假,就把学校订阅的一些旧报刊论斤卖掉的行为。一个学校的教研气氛的养成,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积累。而文化的积累,又离不开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很难想象,一个学校一年到头除了教师手中的一本教科书,学生手头的几本课本和训练册,就别无它“物”了,会是一种怎样的文化氛围?严校长重视资料建设的行为,让小小的图书室散发出浓浓的书香,成了老师们常进常出的地方,实在是教研的“启蒙”之举。  “行为是教研的当家饭!”  熟悉严校长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在校园里“晃悠”。他的晃悠不是一般校长那种例行公事式的检查或视察,而是寻找与发现值得思考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和现象表现出来的行为看起来非常琐碎和微不足道,但是严校长就是善于拿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说事”。因此,在一般学校周一下午教研会几乎成了处理一般事务通例的情况下,严校长的教研会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每次都有一个当天发生的“小事”成为“说事”的由头。他对这些行为小事的一般处置过程是:现象记录→原因分析→解决途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每天发生的小事的“处理”结果,还要通过文字整理表述出来。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教师每人都要备一个小本子,记录当天观察到值得思考的“小事”,然后集中到周一下午教研会上汇总,看看哪些问题最有思考价值。这样日积月累,学校中形成了一种“发现”问题的风气,而且对待这些问题不是“走过场”,而是记录在“案”。对这些有“案”可查的问题不是束之高阁,而是深入究源,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更难能可贵的是,对这些处置的问题再进行提炼、加工,通过文字处理,使之成为一篇教育或教学随笔。在他们取得的教研成果中,不少发表与获奖的都是以这些教育教学中的“小事”为基础而形成的。  【评析】传统的教研观念往往要么使教研成为一种“假、大、空”的形式主义载体,要么成为花哨的中看不中用的“锦绣”文章杜撰,要么成为一种应付上级检查的突击“作秀”行为,很难与教师的教学实际对接起来。严校长这种“务实”的教研风尚,使教研扎根于教育现实的土壤,从教育教学情境中提取素材,从教师发生的教育教学“小事”中发掘问题,既克服了以往教研脱离教学实际的弊端,又对应了课改中关注教师行为研究的理念,使得教研成为教师日常行为“劳作”的一面“镜子”。严校长所采取的问题研究形态,实际上就是当下普遍为人们所看好的案例研究的一种样式,使得教研放低了“姿态”,让教师“摸”得着、“看”得见。由于立足于具体的“生活”场景,使教师有话可说,有思可想,有路可探,有文可写,做出来的成果也就有血有肉。这种务实不务虚的教研行为,正是严校长所在的学校取得丰硕的教研成果的原因所在。  “学习是教研的动力场!”  “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有三样没学到。”这句朴素的俗语是挂在严校长嘴上的口头禅。为了这一句话,严校长身体力行,中师毕业以后,他又参加了自学考试。在当校长以前,他只通过了三门课程。担任校长后,虽然事务繁杂,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继续自修他的中文大专课程。2000年他终于拿到了大专毕业文凭。这一年他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按说他这个年龄,再干一届校长也就到“头”了,有个大专文凭在小学无论是教书还是当校长都已经是过得硬的了。然而他仍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居然报考了汉语言文学本科自学考试。这在有些人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已确切得知严校长今年一月份又通过了《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两门最“枯燥”的课程考试。在笔者与他通话的时候,他兴奋地对我说,等到他通过了最后五门课程考试后,他们学校的教师文凭本科率就达到了90。电话那头,严校长一再表示,是他拖了学校的后腿,否则教师本科率早就达到90了。  【评析】不难想象,严校长作为一名小学校长,依靠自学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又向本科自学考试发起冲击,这需要莫大的毅力。他以自己这种勤学不辍的坚韧毅力,带动全校教师学习的热情。虽然获取文凭不是教研的全部,但是这种为学校教师营造一种浓郁的学习风气的“示范”作用,无疑为教师从事教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后劲。我们知道,许多地方小学教研不景气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作为校长往往一味地耽于事务之中,让自己的精力大多盘桓、淹没在一些人事“应酬”之上。在这种情形下,校长对待教研虽然很重视,但是往往由于缺乏“身教”的影响,只是让重视停留在“言教”上,使得教师的学习劲头很难持之以恒,三分钟热度现象比较严重。更为可怕的是,由于缺乏不断学习的良好精神状态,使得教师的教学行为墨守成规与因循守旧的习惯非常严重。在这种状态下,即便校长非常重视教研,教师也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做出来的教研成果也常常难有创新。作为校长,虽然存在事务繁忙的客观事实,但如果校长能够正确地摆好事务处理和学习两者之间的关系,把学习放在不可或缺的位置,那么就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教师的学习积极性,进而有力地推动学校教研工作深入、扎实、有效地开展。那么,实现“科研兴校”的口号,也就不再有纸上谈兵之嫌了。  《中国教育报》2006年6月6日第7版

还有一个考生是插队知青,政审材料中有“偷窃”记录。原来插队期间,有一次知青们在田间劳动,肚子饿了,就动手采了些青蚕豆煮了吃,受到生产队的批评,不知为什么也被作为“偷窃罪”出现在政审材料里。

新华网太原5月15日电(记者张宗堂)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13日至15日来到山西阳泉、晋中、太原等地,深入当地小学、幼儿园,看望慰问广大师生和安保人员,检查指导校园安保工作。他强调,孩子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孩子的人身安全最让人牵挂,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使命感,依靠基层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坚持专群结合、综合治理,筑牢铜墙铁壁,为孩子的学习和健康成长创造安全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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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被夸示为“知识爆炸”的时代,忙不迭的人们在对裂变中的“信息”作财富折算时正被调动起持续亢奋的攫取欲。在牟利的缰绳把“知识”牵给人、又把人牵给“知识”的当下,我们从良知的渊默处开始“问道”。

人大新闻传播学科拥有强大的师资队伍,在现职学术队伍中,既有以方汉奇教授为代表享有崇高学术声望的老一代权威学者,又有陈力丹、蔡雯、喻国明等在国内拥有广泛影响的中年学者。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代名师甘惜分、张隆栋、郑兴东、蓝鸿文教授等均长期执教于人大。目前该学科现任教师共有40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14人,博士生导师9人。喻国明、郭庆光等是人大传播学的主力教师,其中喻国明老师还涉及媒介经营管理,马少华、蔡雯两位老师则主要研究国内报业,这几位都是博导级人物。此外,在新闻评论、写作、广告等诸多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向上人大都有自己的学科带头人。

  “这在学校里面很流行,特别是大四的学生。大家都忙着找工作,希望通过测试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些参考。”孙松说,“我班同学几乎都用这个软件测试过,不过,很多同学觉得测试的结果和实际相差太多,准确性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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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老师说,作为准大学生,最重要的是做好大学生活的规划。不妨在报到前,通过校园网、论坛,以及联系学长们,了解学校、专业大致情况,为自己制订一个时间表。设定大学期间的基本目标,统筹规划,比如什么时间考英语四级、什么时间过六级、该掌握一项什么专业技能、在毕业前要拿到什么样的资格证书等。设定好目标,就能在大学学习过程中更好地汲取知识,充分“享受”高校珍贵的学术资源。

自己是否适合考研,只有自己能弄清楚,不要在一遍遍地问亲朋好友,在我们俗称的古时候,你们这个年龄段已经为人父母或师表了。该自己拿主意的时候,不要让别人替你承受做选择时的纠结和彷徨。

孔乙己曾固执以为“窃书不能算偷书”。青州市政府的官员大概从孔乙己那里学到了“几手”,以为教师明事理可欺,按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思维逻辑,教师不会与政府“分庭抗礼”,得罪政府不是自找小鞋穿么?因而“我是政府我怕谁?”可青州市政府别忘了,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书”结果被人家逮住打个半死,闹个“理短词穷”。市政府半道“拿下”教师工资,比起孔乙己的“偷”更要“罪行累累”,教师真的把市政府告上法庭,市政府主要领导不但要像孔乙己一样要搞得声名扫地,也会失去民众的公信力,离“折戟沉沙”的日子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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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在一个可见的组织和比赛中做到顶端,而外国人则想做好自己能做的部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龚怡雯说。在与美国常青藤联盟的交流中,探讨“对成功的定义”时,几位常青藤联盟的学生组织代表们强调,每个人应该选择自己有兴趣并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实习生陈竹记者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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